如前所述，K·罗文斯登认为，一个国家要产生出规范宪法，就要向它提供对其成活是恰到好处的水土条件。

3、辞职辞职严格地说不是被免去职务，而是自己主动下台，但在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中，辞职是一种变相的免。同样，对宪法明确规定了限任制的职位，即使任者对被任者的表现非常满意，也不能令其继续任职下去。

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最高国家检察机关、最高国家军事机关则由这些机关的一把手（院长、检察长、军委主席）与最高权力机关共同组建（前者提请或提名，后者选举或决定），而这些机关的一把手本身都是由最高权力机关选举的。（三）监督权与任免权的主体可能分离监督权与任免权的主体一般是统一的，即由谁任免就由谁监督，如我国宪法第6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虽然美国各州的法官都有一定的服务期限，而不是终身制。[美]凯斯·R 孙斯坦著：《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64] 参见苏艺：台湾地区领导人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比较研究（未发表）。

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第39条规定，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可以提出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的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在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不在有权提出罢免案之列，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的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罢免案的问题上，常务委员会的地位似乎还不如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这与宪法赋予常务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太吻合的。罢免权的基本理论是，用这种办法，可以比在实行固定任期制的情况下更严密地控制各级政府机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行政法体系划分为事前准备阶段、做出决定阶段、宣告阶段、执行阶段、救济阶段。

对于依法行政原理的具体内容，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提出了法律支配三原则，即法律的法规创造力、法律优位、法律保留三原则。法律解释学是指为了对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推导出一定的结果，以该实定法为中心，根据支撑该实定法的法律原理、原则、立法者的意思等确定实定法的规范性含义的活动。[14]参见[日]塩野宏：《行政法I行政法総論》，有斐閣2004年版，第41～43页。行政过程论并不是将作为事实的行政过程的全部纳入到法学的框架之内，而是对现有行为类型的解释更为深入，对于错综复杂的动态行政过程的一系列流程分别进行分析与综合。

公私法二元论对于行政法学具有重要意义，该理论不仅是行政法学脱离民法学而成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划分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决定行政法律关系或行政活动适用的法规、决定诉讼程序的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行政法学以对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分析等为研究方法，其依据的是19世纪后期在德国形成的法学方法的分析视角，舍弃了政治学的视点、社会学的分析、文化的洞察等，转化为纯粹的法学考察，其结果是行政法学被限定于法律解释或法律技术分析的深化、法律体系的构建、合法性的维持等视野。

[55]参见[日]今村成和：《現代行政と行政法の理論》，《公法研究》1968年第30号。[20]同前注[13]，成田賴明文。最后，法律保留是指对于特定的事项否定行政权的自由性，而将法律的规定作为行政权发动的要件。[49]参见[日]遠藤博也：《トルコ風呂と见童遊園》，《時の法令》1975年第912号。

[30]参见朱维究、阎尔宝：《程序行政行为初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法的特征在于从保护公益的视角出发规范公共利益之间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行政关系，以此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被认为是对自奥托·迈耶以来过度偏重行政行为的法学方法妨碍了确切地把握现代行政过程的问题的反省。[12]第二，现代行政不仅是单纯的权力性行政活动，从非权力性行政活动增多的现状来看，以公私法二元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在法律技术上仅仅以公法的手段、形式作为行政法学的对象，舍弃了非权力性行政活动这一重要部分。

[日]佐藤英善：《現代経済と行政—経済活动へ行政介入》，《公法研究》第44号（1982年）。而且，对于特殊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向一般性理论回归。

第二是构建和完善行政过程论的理论体系，上述论者仅仅提出了行政过程论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行政法学新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视角，为了实现传统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变革与重构，必须构建和完善行政过程论自身的理论体系。朱维究和胡卫列在《中国法学》发表的《行政行为过程性论纲》[31]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行政过程论，朱维究指导的博士李琦在2005年的博士论文《行政行为效力新论—行政过程论的研究进路》[32]中，更以行政过程论的方法来研究行政行为的效力，进一步细化了行政过程论。

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总论部分的原则或规则适合于行政法学各论部分，对各论部分的行政法制度构建具有指导意义。（三）行政过程论中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多样化传统行政法解释论是以民法中法律行为理论的类推而构建的，但是，并不能对应于作为复杂的组织行动的行政过程。第三，忽视了直接相对方之外的利害关系人。其一是以各个行政活动所具有的规范性含义或规范性理论构造作为标准，将这些行政活动分为各种类型分别进行说明，这是对行政活动在横向上的分类，通常被称为行政法学总论。具体而言，存在着以下问题：(1)行政行为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问题。日本行政过程论的产生源于西德行政法学，是德国最近行政法研究倾向之一，强调重视作为过程的行政。

[50]杨海坤等：《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例如在法国，公共行政与私活动、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涉及到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之间在诉讼案件管辖权方面的划分。

此外，湛中乐教授的博士论文《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33]以行政过程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将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与原则及制度置于同一系统中加以考察，其中简单介绍了日本行政过程论的研究成果。[45]参见[日]室井力、塩野宏：《行政法を学ぶl》，有斐閣1978年版，第58页。

无论从保障相对人的合理权益，还是从顺利实现国家行政职能看，对行政过程的控制，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对行政结果的控制。即使对于特殊行政领域已经进行的研究，也没有顾及该特殊领域的特殊性。

但现代行政的对象逐渐复杂化，行政的过程也极其复杂，在实践中，不仅行政行为的合法或违法，而且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的适当性也成为问题。(1)在立法层次上，立法对于行为形式的选择作出限定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宪法》指定了实现某一特定行政目的的行为形式，其二是根据事项的性质由特定个别法规定了行为形式。基于上述思路，行政过程论认为在行政法学中对有关行政的现象进行考察时，存在着以下两种视角：第一，以各行政活动所具有的规范性意义或规范理论性构造作为标准，将各种行政活动分类为各种行为类型进行说明。[39]在新公共管理论中，行政过程分为事前过程（政策→计划→项目→实施即行政作用）、事后过程（成果、效果、副作用）和反馈过程（监视、修正）。

此外，行政过程论对于行政指导之外的非法定计划、通知、纲要、协定、协议、参加等不依据法律的行政活动也进行法学分析。行政法学以有关行政的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对于该对象的考察存在着两种视角。

随着传统的依法行政原理成为前提，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对立的二元模式、对行政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区别的公式、以行政行为概念为中心的三阶段构造模型等重大问题被提起，而行政过程论就是批判理论之一。[47]参见[日]塩野宏：《行政法の对象と範囲》，载[日]成田賴明編：《行政法の争点》，有斐閣1989年版，第5页。

行政过程论认为，应当注重行政过程中各种行为形式之间的联系，以行政过程中各个动态的阶段来构建行政法学的体系。[52]有观点认为，行政法解释学的体系、讲义上的体系与行政法学者的研究对象在观念上分别属于个别的事项，[53]因此，应当分别进行探讨。

因此，行政法学一般被限定于行政法解释学。对于上述问题，本文将在修正传统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同时，对行政过程论进行全面、动态的考察，构建行政过程论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大陆学者的论著中，也有以过程论作为行政行为理论的部分内容的标题，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并没有涉及过程论的内容，而仅仅将过程论这一用语用以概括行政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形式。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法学必须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而且应注重同一行政过程中各行为以及同一行为内部的各环节之间的关联性，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考察。

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有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问题。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于具体事实以公权力行使的方式宣告何为法律的行为。

2．对行政过程的动态考察。[4][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25]参见[日]園部逸夫：《行政手続》，载[日]雄川一郎、高柳信一编：《岩波講座現代法4現代行政》，岩波書店1966年版，第99页。1．传统行政法学以公私法二元论作为基础。